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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说了些什么,近代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新葡萄京官网】

时间:2020-01-02 20:12

新中国与新教育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作者:潘大明 陆诒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1936年伊始,56岁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在日记中写道:“病情已经很深重,肩与胸一直在剧痛。”到了5月15日,“病又作,从那以后,一直热度不退”。他一直在接受治疗,居家未出门。 5月18日,沪上细雨霏霏,鲁迅来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等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记者,接受他的采访。前来采访的记者叫陆诒,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新闻报》记者,实际上他还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委兼记者。一见面,陆诒就为因等电车而迟到表示歉意。鲁迅微笑着表示不要紧。 采访从鲁迅对1935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谈起,然后谈了救国团体最近提出的“联合战线”问题,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联合战线”口号的提出,当然必要。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最后,话题集中到汉字改革上来,鲁迅认为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是每一个进步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整个采访历时半个多小时。在陆诒看来,采访过程中鲁迅情绪热烈、态度兴奋,绝对不像一个病人。 之后,鲁迅便卧床不起,查不出低烧不退的原因。期间,鲁迅亲自校阅了这篇访问记。在他5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得徐芬信”的记载。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发表了署名为“芬君”的《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而前一天,病重的鲁迅使用了强心剂。两天后,史沫特莱请美国D医生来诊断,病已危急。据冯雪峰生前回忆,重病中的鲁迅读过这篇发表的访问记。 从这次采访到10月19日病逝的五个月中,鲁迅病情也有缓和的时间,他坚持写作,有时外出活动。但是从《鲁迅日记》中找不到关于这次接受媒体采访且发表的记载;除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外,其他多种版本的年谱也都没有记载。在《鲁迅日记》《鲁迅年谱》中,也找不到1936年5月18日之后,鲁迅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记录。 笔者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中偶遇陆诒,陆诒告诉我,他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迅的人。陆诒为着名老报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当时,我并没有就此进行追踪,更多是对这篇访谈的内容给予关注,在我的着作《七君子之死》中,引用了这篇访问记中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论述。直到近期,由于策划、筹备“七君子”事迹展览的需要,才翻出之前影印的《救亡情报》,对这篇访问记进行了研究。 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 鲁迅为什么在病重期间,冒着细雨来到内山书店,接受《救亡情报》派出的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救亡情报》又是一张怎样的报纸?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283位知名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之后,上海相继出现了妇女界、文化界、电影界、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组织。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以及其他一些人士为执行委员,领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救亡情报》是该会的机关报,5月6日出版创刊号,每星期出版一张,发刊词指出:“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以及敌人走狗——汉奸斗争。” 在救国运动宣言签名、救国会各类活动中,找不到鲁迅的名字,也没有他公开站出来支持的记载。那么,《救亡情报》问世仅仅十多天后,鲁迅为何接受了它的釆访呢?据陆诒回忆,这次采访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安排的,并交代了采访目的:“主要是征询他对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看法和组织文化界联合战线的意见。”陆诒根据徐雪寒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顺利地进行了采访,当天写完稿子后,交给了编辑刘群。“这篇稿子后来是经过何人送请鲁迅先生审定的,我从未打听过。”陆诒这样说。 谁预约鲁迅作这次采访,又是谁把采访稿送给鲁迅审阅,目前尚无史料可供破解。但是,可以肯定与徐雪寒、冯雪峰等人有关。 救国会成立时,中共地下党人钱亦石、钱俊瑞、徐雪寒等参加了救国会工作,他们相互不暴露身份,不发生组织关系。4月,冯雪峰受中央委托,秘密潜回上海,与救国会的领导人正式取得联系,转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是第一个公开身份代表中共中央与救国会领导人接触的中共党员,而且,这一时期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密切。 因此,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所以鲁迅才会带病冒雨前去。 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原先陆诒在《救亡情报》上发表文章用的是“静芬”的笔名,可是这一次刘群要求他另起笔名,于是他在文稿的末端签下了“芬君”两个字。 这篇访问记发表后,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新东方》杂志进行了转载,《夜莺》杂志作了摘要,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鲁迅病逝后,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访问记》《鲁迅全集补遗》都收录了这篇访问记。新中国成立后,这篇访问记便消失在《鲁迅全集》等相关的着作中,没有全部公开过。 对于这篇访问记,曾经出现过真伪难辨的说法,由于那时难以确认作者,文风又与鲁迅不同,于是,有人认为这篇访问记是伪作。1980年第一卷《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严家炎的《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通过对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阐述的比对,确认它的可信。但是,他没有查证出作者是谁。紧接着,在该刊第三卷上发表了陆诒的《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澄清了事实真相。但是,严文与陆文都没有完整地公开这篇访问记。那么,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本报记者芬君 满怀着仰慕和期望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 在一个预约好的场所,他坐在那里,已经等了一刻多钟。一见面,我就很不安地声述因等电车而延过时刻的歉意。他那病容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宽恕的而又自然的微笑,对我说:“这是不要紧的;不过这几天来,我的确病的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也已经有好久居家未出,今天因为和你是预先约定好的,所以不能不勉强出来履约。”听了他这些话,已足以使我内心深深的感动了! 谈话一开始,首先问他对于去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他鼓起浓密的眉毛,低头沉思了一下,便说:“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觉醒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达的各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在民族解放战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力军。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希望他们在今后血的斗争过程中,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的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其次,我问道全国救国团体最近所提出的“联合战线”这问题。他很郑重的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源泉啊!” 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闻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战斗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听到大众不平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话题一转到汉字上来,他的态度显得分外的愤慨和兴奋,他以坚决的语调告诉我:“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僻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国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他扶病谈话,时间费去半小时以上。谈话时热烈的情绪,兴奋的态度,绝对不像一个病者,他真是个永远在文化前线上搏斗的老当益壮的战士!这次访问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将永恒的镌铭在我的脑际。 临别时,我还祝颂他早日恢复健康,目送他踏着坚定的步伐,消失在细雨霏霏的街头。 以上文中的□,为本文作者无法辨认的字。公布上述文字,也是为鲁迅研究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 年10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发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现在所要说的是新中国与新教育。我们先说新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再说民族解放运动,然后说中国的出路。中国如果没有出路,新中国就新不来。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国为目标的教育。现在依着这四个要点向诸位说说。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就发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0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0月,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

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

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 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发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发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中国的敌人是谁?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军阀。日本的军阀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他们说,满洲定华北就定,华北定支那就定,支那定亚洲就定,亚洲定世界就大同。所以日本由沈阳而热河,而上海,而冀东,而福建,而汕头。九一八之后,中国土地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等于二十个江苏——这里有福建的同胞,何不算算看,究竟等于几个广东呢?中国究竟有多少个福建,多少个广东可供日本吞食?吞完了,我们要变成什么东西?吞完了,我们就要变成大家不肯变、不愿变的东西——亡国奴。所以,凡是不肯变不愿变的就该努力。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

东北失陷后,东北的同胞究竟过的什么生活?东北的农人、学生、工人究竟过的什么生活?诸位也许完全知道,也许完全不知道,现在报告一下:

1933年10月20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东北的农人,有的是田地,可是好的田地,日本人便要向他买,每亩值一百块钱的往往只给十元二十元,最多也不过二十元,就这样拿去了。有一个农夫,有些很好的田。日本人向他买,他说:“不能卖,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卖,一亩一百块钱都不能卖。”日本人听了,不免大怒说:“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绑在马腿上——拖起来,农夫本来身体很好,拖了二十里,放起来,还是一个农夫。日本人看了,好不生气道:“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打、蹴,蹴了一腿,蹴掉一只眼珠,农夫眼珠没有了,但站起来,还是一个农夫。这是东北农人的生活。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中共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东北的工人,有个朋友写信说:抚顺的矿工是全国最强壮的,差不多全中国军队没有一支比他强壮。可是,每人最多活四年,因为死的死得快,伤的更伤得快。同时佣主希望他死,不希望他伤,死的固然要发抚恤金,可是工人都是山东人,路途这样远,谁的家属知道他死,知道领抚恤金。伤的呢,今天打针要钱,明日开刀又要钱,谁愿意付出这些钱?于是,凡是伤的,抬到了医院,让他摆下,血流光了,也就自己会死,什么都不要了。不说抚顺的矿工,且说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十二月运动之后,大家才知道得详细,简直是地狱的生活。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二人不能说话。现在各处实行强迫教育,日本纱厂是不许的,甚至连一本《平民千字课》都不可以有,有就开除;如果有一本《大众生活》,那不得了,那就要打,打了一顿,通知工部局,教他入狱去。上海工厂工作时间,大家是十二小时,日本纱厂的是十三小时,每礼拜还有一天是十八小时的。我们记得上海日本纱厂有个工人叫梅世钧的,给日本佣主打死的原因是这样:梅世钧曾做过十九路军的士兵,照了一张武装相片,放在衣袋里做纪念,并且时常要拿出来看,给日本雇主看到了,说他是捣乱分子,给他一个巴掌。梅世钧本来晓得拳术的,见他来了一掌,接了这掌,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倒地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见了,给他一腿,梅世钧接了这腿,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又照样倒地了。那两个日本人倒在地上,吹叫子,叫子一吹,来了五六个人,将梅世钧痛击一回。打完了,摔在门外,过了三四日,也就死了。这是九一八以后,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生活。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 “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中共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

我们要知道梅世钧的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死,他是我们四万万人的代表,他是为抵抗而死的。我们四万万个人,应该有梅世钧的精神,抵抗的精神。

现在来说学生的生活。九一八之后,东北学生,日语就是国语,国语自然是外国语了。天津图书馆,凡是谈到抵抗日本的书都被丢进水沟里去。如果有人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问题,便有汉奸去报告,过了几天,这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就会失踪,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可是,有人看到日本军营,往往用汽车装载麻袋,麻袋装得满满的,究竟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能知道。汽车将麻袋运到海边,运进轮船里头,轮船载了麻袋向海洋去,不久,轮船回来了,麻袋也就不见了。失踪的人,至今不知多少。

日本实在是你退一步,他进两步的。所以说他得了东四省就会停止,这是书呆子的话。说得了华北就会停止,这也是书呆子的话。实在日本就取得中国的全部,也还是不会停止的。

 

民族解放运动

 

现在来说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是去年十二月九号开始的。这种运动可是说是十二月运动。十二月运动和以前的五四运动不同,十二月运动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都要牺牲的。当时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翱翔,中国军队在长官命令下排着刺刀,十二月运动的学生就从飞机和刺刀的威吓中冲过。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城内的学生和城外的学生约好到一个地方会合,中国长官知道了,马上派了军警将城门把住,城内的学生走不出城,于是冲锋,女学生做了冲锋队,四个一排,手拉着手冲出去。

这一天,军队在城门布置的防线共有四道:第一道防线,警察手里拿着木棍子;第二道防线是水龙;第三道防线是刺刀;第四道防线是机关枪。中国军队布置四道防线,不是抵抗侵略中国的敌人,却是抵抗举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生。

举行民族解放的学生,到了第一道防线,警察举起木棍子向前要打,大家叫口号,说:“中国人应该救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手里的木棍子不动了,变成棉花了。到了第二道防线,因为水龙喳喳的冲,并且又冲得远,口号的声浪不能激动军警的天良,所以冲锋的尽冲锋,冲水的尽冲水,在天冰地冻的十二月,学生们都被冲得几乎变成冰人,跌的跌,挤的挤,一直到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因为是刺刀,所以流血的二百余人。

十二月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地方,是将全国国民,一齐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是二百余学生的血换来的。

十二月十八日,学生运动的风气传到天津,日兵用刺刀挑学生,学生怒极了,签名组成敢死队的一百人。有些原来不愿加入敢死队的,看到那一百人冲去了,在后头叫着:“不要跑,我们也要来!”于是,这里八百,那里三百,不到一刻,凑了四千,打算冲到日本租界去拼命。日租界当局知道了,铁门一拉,布了铁丝网,通了电流,教学生队伍冲不过去。学生在铁门前大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勇气的快出来!”叫了好久,终于没有人敢出来,所以,这一天无人流血。

再说上海学生运动。上海的学生由复旦学生率领赴京请愿抗日,南京方面说,有话可以写信来,不必派代表。学生,南京是中国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为何不能去呢?南京方面无法,致电各校校长,竭力制止,但没有效果,又叫保安队防守北站。学生到北站,见了保安队,大呼口号,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安队手里的竹棍,也终于无用。学生在北站停了好久,车站中的人忽叫他们上车,说要送他们到南京去。学生有的欢喜,有的怀疑。可是,终于一齐上了火车,向前进发。火车进行中,两个学机械的学生,看着司机人开车,暗暗记好,车到半途,忽然停止,司机人下车后,一去不来。这时车站有人在旁讪笑说:“看你们学生,再厉害到哪里?”可是不久,火车动了,学机械的两个个学生自己开车前进。当局无法,叫人拆去路轨,使火车不能前进。可是,另一部分学生,用铁钳把后面的铁轨拆来接在前面,继续将火车开动。当局迫得没有办法,即刻派了三千大兵到无锡去抵抗。他们不是抵抗外寇的侵略,是抵抗爱国的学生。

学生无法,又不愿使政府蒙屠杀学生的罪名,就折回上海。

农人本来是乡愚,可是,现在却自己成立救国会。华北各地,无不如此。在天津,土肥原可用两毛钱收买一个汉奸,教他穿起“要求自治”的衣服;可是,在乡下却不行,卖劣货的也要赶、打,不让进来。

不说小孩说老人。上海九七老人马相伯④,每天写信做文章,勉励爱国青年,鼓吹救国。有人说他给我包围了,荙是我给他包围了。因为他做了文章就打电话叫我去看,看了自然觉得非常好,好就要给他拿到报上发表。实在他是包围我,不是我包围他。

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现年六十三岁,是个老少年。今年“一二八”和我一齐去祭“一二八”死难的无名英雄,走了三四十里,他一点都不觉到疲乏。今年五月三十日,看到一张照片,两个人在前头走,细看时,前有须的那一个就是沈先生,原来他又领着青年们祭烈士墓去了。沈先生自己做了一首诗,是问答体的。问的是:“我问你,你这六十三岁的老人,你终日奔跑,你恐怕被包括在白色汉奸或红色汉奸的里头了!”答的是:“不,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二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三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照上面所报告的看,无论老、少、男、女,凡是不愿做亡国妈的,都要起来了!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国不止。所以,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抵抗,都应该抵抗。

人身好比国家,白血球好比军队。白血球杀灭病菌,碰到就杀,否则被杀。只有杀敌或被杀的两条路。无论是来虎烈拉⑤病,或是重伤风病,他都不能停一下,说声:“虎烈拉先生,或是重伤风先生,请你等一回,让我来预备一下。”如果白血球是这样的畏惧、妥协,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说话,老早进了棺材了。军队也是这样,敌人一来,就要全体总动员,出来抵抗。能够这样,请问谁还敢来侵略呢?可见要保国唯有抵抗。可是,单靠一个人的抵抗不够。靠前进的青年么?请问有多少前进的青年?所以靠前进青年抵抗也还是不够;就是靠一党一派来抵抗也还是不够,如果由一党包办抵抗,另一党就不服。如此一来,一党力量原已单薄,如果还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压制敌党,自然不足以抗强寇了。并且如果这一党包办抗敌,那一党就要观望,有时不只观望,说不定还要抽他一腿。所以一党包办抗日,实在不当。如果由一党包办抗日,到后来一定弄到我打你,你打我,自己打自己,给旁边的老虎吞去。如果老虎真的有了这一个机会,那他今日有得吃,明日有得吃,后日又有得吃,实在感激不尽。不过,我们能让老虎把自己吞去吗?所以我们不救国则已,如要救国,就该联合起来。联合不是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他本来已经是合的,还须联么?所谓联合,是联合各党各派的人,各党各派的人如果以前是打架的,现在就该停手,把旧帐搁在一边,以后再算,大家马上妥协携手!一齐来打共同的敌人。

譬如坐船,没有风浪,没有变故,我们就可起来辨论,起来谈天。好像我是倡用新文字的,你是反对新文字、保守旧文字的。我说新文字很好,你说新文字不好,旧文字更好。我说旧文字好像裹脚布,裹脚布把脚缠,缠,缠,缠得你的脚变成三寸金莲,旧文字把头缠,缠,缠,缠得你的头变成三寸金头。你说,新文字看来,一串那么长,长得非常难看,吃下肚子不消化。于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大家打了起来。如果这时船着了火,那么大家就该罢手,联合起来救火。火救完了,大家没有事了,或者你爱惜旧文字的人已经在抽大烟了,我这时候,没有事做,那么,我当然可以问你说:“喂,你说新文字不好,究竟还有什么不好?”你当然也可同样的问我。又如船到中途,遇了强盗,那我们自然也需抗了强盗再来说话。

联合战线,就是这么说,大的敌人在前,小的冤仇应搁起,否则,大家都要做成亡国奴,不好过。我死不怕,怕做亡国奴。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做了亡国奴,不只我们要做,世世代代,连我们的子孙小孩,都要做小亡国奴。

联合什么呢?第一要联合中国目前的四大力量。四大力量联合,才可以抗日。第一要联合是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二百万军队;第二是西南的兵力;第三是中国的红军;第四是老百姓——无论任何力量,撇开老百姓就不能抗日救国。

有人说主义不同,联合不来。其实不然。以前法国反苏联,现时苏法对德国有共同的戒心,就携手了。所以,无大敌在前,要他联合,恐不容易;大敌在前,要他联合,即有可能。有可能而偏咬定说不可能,那就混帐!

联合要谈到开门主义,开门就是不要任何一党一派包办抗日。要大家联合战线,一齐抗日。然倡言联合的人,又不能成为联合战线派,同时指人家为非联合战线派、妥协派、改良派。如果这样,那就犯大错误,那简直是关上了门,教人家进不来了。开门又不是开我家的门,是开战场之门。战场之门一开,凡是能为中华民族战斗之士,都可进来。开门又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开门,给我们进国民党或共产党去。如果那样,那就大家都窘,大家都不好受。开门,是开战斗之门,对日抗战。

抗日固然要前进的青年,可是有些青年,自己看了几本书,或者几本《大众生活》,就自命为前进,骂人家不前进、落伍,连落伍也变成敌人。这样的前进青年绝不是前进青年。前进青年是要领导落伍者一齐前进的;如果将落伍者变为敌人,那就打不胜打了。

 

新中国的新教育

 

四种力量联合了,不单可以打退日本,并且可以造成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教育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否则就有教育也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不惟要促成,并且要推动;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斗士。

我们的目的既定,技术如何?我们技术方面,有四个办法:

第一、我们应该认社会做学校。破庙、亭子间、晒台、客厅、一片空地都是现成的学校,中国不须再造几千百万的学校,就有几千百万的学校。

第二、我们应该即知即传。我们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传给别人,我传你,你传他,大家教来教去。同样,学生今日学的,今晚就可教给别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华民族小小的这一点事,你都不肯帮忙,我教了你,将来大了,也是一个败类,实在无须教你。

中国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我这回到星加坡⑥,听说星加坡的中国人,十人有八人不认得字。如果十人仅有八人不认得字,有二人认得字,那倒容易。认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个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枪杆对外,大家携手、妥协,等到共同的敌人打完了再说。

学学文字只要三四分钱,时间不过个把月,学会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报。现在广东话的、客家话、福建话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当了。文字写出来要可以听得懂,愿意听。不过学新文字,汉字也不能丢掉。(所谓新文字即最近风行海内之罗马字母拼音字)。

第四、用汉字写文章,要写得人家听得懂。最好请教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钱的:

一、是耳朵――写了文章,要读给耳朵听,看看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听得懂。

二、是老妈子――写了文章最好读给家内的老妈子听,问她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使她听得懂。

三、是人力车夫――也是一样,读给他听,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还是一样,读给他听,从中改好。

这些先生,有时可以把我们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记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们成立一所“自动学校”,这名目已经来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诗去送他们,道: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不到三天,他们回信说,好是很好,可是里头有一个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会教大孩吗?“大孩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所以“大”字要改在“小”字,“大孩自动教小孩”一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真佩服极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从行动中生出来!

 

[注释]

①本篇原载1936年7月31日香港《生活日报》,系7月16日下午陶行知应邀在新加坡青年励志社的演讲。主持者为义安会馆潘醒农,黄虹笔记。7月17日《南洋商报》曾发消息云:“听者约300余人,后来者未能占得一席,然皆环立远听,全无倦容。陶先生演讲精彩处,辄闻掌声四起,其得听众同情,足见一斑。”

  据同年7月16日《总汇新报》报道,7月15日下午陶往怡和轩俱乐部晤陈嘉庚,商谈有关中央与西南军政大局。陶谓:“国内民众向来都很重视华侨公意,希望此间华侨运用方法,极力电阻双方发生内战。”

  ②支那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China的译音。近代日本等国也有人这样称呼中国。

③工部局 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

④马相伯(1840-1939) 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清末多次任外交使节,支持戊戍变法。在上海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反对袁世凯称帝。“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国会工作,被誉为爱国老人。

⑤虎烈拉 即霍乱。

⑥星加坡 今译新加坡。